退场
三天前，杨淑芳终于下定决心给商场写了一封退场申请，打算在年底前将经营五年的窗帘店转手。
交申请的当晚她就做梦了，梦到自己的窗帘全部丢了，一个都没有剩下。
五年前，当听闻酒泉市将会建一座拥有近两千座家属楼的新城区时，她和丈夫立即决定将经营不错的窗帘店转让，带着所有的积蓄，从老家甘肃省的山丹县，来到两百多公里外的酒泉，在新城区最大的商场租了一间二百多平方米的店面，专卖高中档窗帘。
刚开始的两三年，一切还算顺利。虽然每月的房租要一个平方米16元，一年下来各种费用近8万元，还要租房子住，但因为平均一副帘子的纯利润可以有两三百，一年倒也有五六万元入账。
“我们这是不行的。你知道么，他们有钱的，拉了好多关系，做单位的帘子才能挣钱呢。厉害的一年能挣十几万呢！”虽然羡慕别人挣钱多，但杨淑芳对前几年那种有奔头有赚头的日子，还是非常留恋。
随着楼房一栋栋建好，窗帘店一家家增多，竞争越来越激烈，利润空间越来越小，开支却有增无减。“窗帘过时特别快，我是真不知道那些人到底想要个什么，火星上的？”丈夫在两个月前刚调的新货，在顾客眼里已经有点过时了，杨淑芳看着一堆堆的库存货，不免心烦。
到了第四年她只能勉强维持收支，用旺季赚的钱去弥补上半年的亏空。因为合同及其他原因，在众多店铺纷纷易手的第四年，她选择了留下来，赌一把。但最后的结果就是她不得不在为这个商场交了近三十万的租金后，再交上一封退场申请。
“我挣得都是辛苦钱啊……为什么我挣个钱就这么难啊，为什么有些人可以挣得那么简单啊？”杨淑芳带着哭腔问。
下岗
1997年，杨淑芳和丈夫双双从县糖业烟酒公司下岗。
糖业烟酒公司的倒塌是从92年明确施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93年彻底取消票证开始的，更为彻底和致命的打击则是那遍布大街小巷的个体户商店。
杨淑芳最初看不上那些脏兮兮的个体户，总觉得自己这个公家人就是比他们素质高，比他们牛，最起码有个组织可以依靠。但没想到正是这些没地位没组织的个体户，像蚂蚁一般逐步掏空了这个曾无比红火无比风光的烟酒公司。
1995年，糖业烟酒公司作为县里的试点单位，要求职工以一年一千元的价格买断工龄，分流下岗。杨淑芳犹如当头挨了一闷棒，工作近十年，她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三八红旗手，县商业系统十大明星，还入了党，可以说是单位最能干的人。没想到，到头来那个原以为可以依靠的组织要把自己卖了。
“他还拿着棍子去单位找书记打过架呢。”杨淑芳的丈夫因为不满意下岗安置的事情，曾多次借喝醉酒在单位闹事，并且不是第一个。因为闹的人太多，买断的事也就拖了下来，但工资却越来越少。直到97年实在拖不下去了，他们才全部买断。她和丈夫一共拿到了33000元的买断款。

创业
杨淑芳在1995年有了下岗风声的时候，就承包了单位的一个门面，开始卖针织品，成了一个“半个体半公家”的人。“等我也成为个体户的时候，才知道钱才是大爷，最早那批个体户是真正赚了钱的人。”
从此，杨淑芳开始了从一个公家人到个体户的彻底转变，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头。
1997年下岗后，因为公司倒闭，承包的铺面变成了商业房，房租一下子涨了好多倍。她退了房，在人流最多的十字路口摆了一个地摊，卖内衣和小针织品。不管冬夏，她每天早晨都得早早去抢位子，因为那几年化工厂、焦化厂、榨油厂等国企集中倒闭，在短短两三年内街面上一下在涌出了许多小商小贩，小地摊的竞争也异常激烈。
摆好摊子，杨淑芳便扯开了嗓子喊，临近的摊位也开始叫卖起来，声音此起彼伏，压过了商店里放着的流行歌曲。她的叫卖声总是所有小贩里最大分贝的，以至于附近单位的人如果哪天听不到她的声音，还觉得缺了点什么。
到了晚上，她则是另一套行头，推着用三轮车改造的食品车，装着公公、婆婆在白天煮好的灰豆汤，到夜市上去卖宵夜。
那时的夜市要远比现在热闹，没有城管的清街扫街，各种规章制度也很少，商贩在街两边随意地摆着各种小摊。“那时候政府鼓励下岗职工再就业，还给了我们很多补贴，减免了一些费用呢。”杨淑芳对政府为她所做的还是很感激的。
和她同在夜市摆摊的有原来的同事，也有曾经风光无比的其他国企职工，很多人刚开始卖时，都低着头，不吆喝也不说话，他们放不下原来养成的尊严和脸面。
再后来街上的小摊贩越来越多，杨淑芳也不愿一直当“游击队员”，便租了一个店面，从“游击队”升级为“正规军”。还是干她的老本行，卖针织品。
但在下岗再就业最高峰的年代，不论做什么生意，总会有很多竞争对手，单在她周围就有四五家同行。
有时，顾客进得少，她就成天拉着个脸，眉头皱得紧紧的，亲戚朋友到店里转悠，她也爱理不理，不怎么搭话。有一次，婆婆的好姐妹专门去看她，结果正逢她没卖出东西心情不好，就对那人不怎么礼貌，后来便挨了婆婆一顿臭骂。也有偶尔看见她满脸笑意的时候，那肯定是这天卖得好，赚了钱。
　　成长
杨淑芳属马，生长在祁连山下中国最大的军马场上，她还有一个哥哥，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老二的位置，让她从小就没怎么得到过父母多少特别的关爱，“我就是窗台上晒大的。”杨淑芳呵呵地笑起来，草原和雪山让她养成了豪爽、独立的性格。
70年代末，一家7口人全靠着父亲一个月30元的工资，没有耕地，还要给多病的母亲看病，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的。5个孩子，不管季节，一年就一套衣服，因为没得换，常常穿得连布料的本来色都不见了，“实在太脏了，就趁着晚上洗，有时到第二天还不干，就得一天围在被子里，不能下床玩。”杨淑芳不好意思地说。鞋也只有一双，时间一长大脚指头就会探出头来，这时母亲就会用黑色的线像补渔网一样在破掉的地方来回交织着缝上几针，都没有多余的布料打个补丁。
在工作几年后，杨淑芳才知道了线衣和棉鞋的概念，才知道冬天穿棉衣是要先穿内衣的，而不是直接空套在身上。在第一次去婆家相亲后，她才知道冬天的鞋和夏天的鞋是有区别的。那是一年中最冷的时节，她却穿了一双露脚背的系带皮鞋，未来的婆婆看后心疼不已，“他妈当时可惊讶了，说呀这姑娘咋穿个单鞋啊。其实我那时候根本不知道皮鞋还有冬夏之分，也不知道冷。”杨淑芳后来就穿着丈夫姐姐的棉皮鞋回去了，“这也算是婆家的见面礼吧，”她又笑起来。
杨淑芳上初中时，已经是八十年代初了，但她的裤子上还是常有补丁。有次她到了学校才发现自己屁股上的补丁不知什么时候又开了，已经知道害羞的她，忙趁同学不注意坐到座位上，回答问题时就用书本在屁股那挡着。放学回家时，她等所有同学都走了才离开。
日子开始好过起来是在她和哥哥相继工作后，也就是八十年代中期。家里终于可以隔三差五地吃个炒菜，油不用数着滴了，面不用锁起来了，馒头也可以放开吃而不是数着蒸了。
杨淑芳喜欢吃酸菜，尤其是冬天用大缸腌的酸白菜，她可以捞起一大块来，不炒不拌，直接用手撕着吃。这是在小时候养成的习惯。因为酸白菜是一年中可以吃到的唯一蔬菜，更多的时候他们都是用盐和辣椒面作为调料和“蔬菜”的。
刚嫁到丈夫家时，因为他家在城里，条件比较好，可以让她放开了肚子吃。“你是不知道，他家的饭香啊，有时候我吃得太多，都不好意思再要了。”婆家人平均饭量也就一碗多，但杨淑芳能吃三碗，甚至更多。婆婆总是心领神会地在给她盛饭的时候，就尽可能多些，等她把第二碗饭吃完时，其他人才吃完第一碗，她不好意思再吃，婆婆就抢过来，强行再给她盛上第三碗。
三碗饭，她整整吃了三年，当然也不是白吃的。“那时候我能两只手分别拎着五十斤的水桶，还走得稳稳当当呢。”杨淑芳一脸自豪。
现在，她每次只能吃一碗饭，虽然见了好吃的东西还是馋，但早已没了年轻时的胃口。尤其最近，烦心事一堆，肚子里早已团着一堆气了。
　　结婚
杨淑芳是在1987年腊月结的婚，和丈夫认识两个月不到，见面不到五次。用她的话讲，他们是在第一眼就“瞄”上对方了。
丈夫和杨淑芳的大哥是战友，他哥本来要介绍另一个姑娘给他，但没想到等到了她家，他却看上了这个穿着大棉袄，冬天里穿单鞋，有一双大眼睛的姑娘。她也看上了这个长得很精干，说话实在的小伙子。
过了几天，未来的公公就借口有事，到她家来了，在和杨淑芳母亲聊天的时候，有意无意地问，“你家姑娘多大了，有对象没。”“没呢，这丫头心气高，我们也不敢给她介绍，就等着她自己找呢。”“我们家大儿子也还没对象呢，要不就把她给我儿子吧。”这短短的一次见面，让公公对她颇有好感。
一周后，丈夫就奉命提着两瓶酒，两个麦乳精（70年代兴起的一种固体乳品饮料），两袋奶粉，还有专门给她买的丝巾和相册，来看她了。“他那时就直接问我，‘我就这么个人，你看行不？’……”再提起那段经历，杨淑芳满是甜蜜。
两个人第三次见面，就已经是在元旦买衣服了。“我们两个就买10元钱一件的衣服，回家后被他爸狠狠地训了，说结婚大事怎么可以这么不顾脸面。后来还是他爸给我重新扯了35元一米的呢子，做了一套新衣服，又卖了一套两百多的毛料衣服。现在我还压在箱子里呢，舍不得丢啊。”
当年婆家一共花了四千多元，其中一千多元给杨淑芳买了戒指和项链，一千多给了她娘家当礼钱。“我爸退了一千，后来办婚宴还杀了头大猪送过去，我就给我爸说，这女儿你卖赔了。”
她和丈夫也吵架，打架。尤其刚下岗那几年，因为大家火气都很大，他们是三天一吵，五天一打。最厉害的几次，不但把大衣柜和茶几砸坏了，还造成了杨淑芳三天的离家出走。尽管这样，杨淑芳还是说和丈夫能眼神相通，说他是个好人。
“打架的事情，该打就得打，不打不吵，憋在心里才出事呢。”她忘性挺大，吵了架没几分钟就忘了，丈夫性格也柔，所以二十多年吵下来，倒也和和睦睦。
　　女儿
结婚当年，杨淑芳就生下了女儿小丽，前不久刚过20岁生日。小丽在西安上大学已经三年了，因为是个民办高校，学费一年要8000多，这成了全家近年来最大的开支。今年的学费，因为资金周转紧张，还是公公给交的，女儿也因为这和她闹起来。
自从生下女儿后，她和丈夫就一直忙于自己的工作，是公公婆婆一手帮忙带大的，女儿也就和爷爷奶奶特别亲近，小时候总想着从妈妈那里“偷”点什么吃的、用的给爷爷奶奶。这次让小丽尤其生气的是爸爸妈妈虽然生意不好，但学费不至于拿不出来，爷爷奶奶都那么大年纪了，还想着“占便宜”。
其实，杨淑芳心里也很难过，她也不愿让公公这么帮他们，但又有什么办法呢？窗帘卖得不好，货压着钱就压着，旺季又要来了，那8000多她只能先用作流动资金。这些都是没法和女儿讲的，她只能尽量哄着，让女儿不至于和她太过生疏。
寻路
租住的小房子现在就她一个人，丈夫几周前回老家修新房去了。辛苦十多年，他们终于可以有一座真正意义上属于自己的房子了。
“要说我这些年路还是走对了，就是机会不好。”杨淑芳还是很感谢这几年的磨练，“别的不说，我至少积累了很多经验，以后也会少走些弯路。”已经40出头的她，现在需要的是一条更为平稳和安定的路。（文中杨淑芳为化名）

来源：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