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包袱很重，我的肩膀很痛，我扛着面子流浪在人群之中；我的眼光很高，我的力量很小，我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偷偷跌倒；我的床铺很大，我却从没睡好，我害怕过了一夜就被世界遗忘……”十几年前，台湾歌手郑智化用沙哑的嗓音唱出这首《中产阶级》，道尽了这个群体种种不足为外人道的焦虑和不安。
当下的中国，“中产”成为新的热门词汇。上世纪人们问：“你小康了吗？”现在人们问：“你进入中产了吗？”对个人来说，中产意味着较高的收入和体面的生活；对社会来说，中产阶层的壮大是中国向“橄榄型社会”转型的希望所在。中产阶层承载了人们对丰裕社会的期盼，但他们也面临着不少被优雅的外衣遮蔽了的现实困惑。
中国式的中产阶层，薪水不断升级，但与之伴随的是工作压力的重负。加班是家常便饭，手机保持二十四小时开机，“三十岁的年龄六十岁的颈椎”使中产阶层“工作狂”们生活在亚健康状态。
由于中国社会正处在急剧变迁的过程中，中产阶层也处于一种紧张情绪当中。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房价的不断上扬、子女教育费用的增加、通货膨胀等等都是他们紧张的因素。与草根阶层不同，中产阶层在住房、汽车、生活方面追求更为舒适和精致，在子女教育方面更加苛求完美，这让他们陷入了一种身份焦虑。
“由于不能像西方发达社会的中产阶层一样看到清晰的未来，中国中产阶层的不安全感一直都存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对本社记者表示，这种不安全感也带来了一些盲目性，比如看到大家炒股就都炒，看到人们买基金就都买。
在夏学銮看来，中产阶层的这种焦虑感很大程度是来自于社会体系的不够完善。壮大中产阶层要充分利用福利制度，社会保障、就业、住房、医疗、子女教育都应涵盖在内。有了保障以后，中产阶层会对未来做出更加理性的预期，他们的群体意识也会加强。
在一个成熟的社会中，中产阶层应该是缓解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的“稳定阀”，但近年来却有一些调研报告显示，中产阶层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社会仇富心理的“替罪羊”。
夏学銮表示，中产阶阶层是一个直接和社会底层接触的群体，比如律师、医生、公务员等，底层的人要打官司、看病、“找政府”，就要接触这些人。而如果一个律师打官司获益数万，或一个医生收了几千元的红包，那么在草根阶层看来，这些都是直接造成他们对中产阶层不满、抱怨的原因，他们可能就会把社会不公的原因归结在中产阶层头上。
而事实上，社会分配的不公不仅损害社会底层的利益，也直接影响中产阶层的发育。已有经济学者提出，中国近年来出台的调整社会分配的的政策措施中，中产阶层有可能为调节贫富差距付出牺牲。因为调节贫富差距的重要措施之一，是规范收入分配、强化税收调节，而中产阶层的收入往往是规范化程度最高的，因此就出现一种可能性：富人群体因为收入高度非规范化而脱避调控时，中产阶层却成为税收调节的主要对象。
“中产阶层的困境和烦恼，正是中国在发展过程面临的‘青春期烦恼’的真实写照。”夏学銮说，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何在？那就是让更多的人都成为中产，成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而这，需要以整个社会结构的优化作为条件。
来源：中国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