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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一届大学生毕业时，来自《瞭望东方周刊》的报道无疑将令得其中一部分人感觉到彻骨的寒意。报道中说：京、沪、深、穗4城应届生薪酬平均下降1000元，最高的上海，刚达到3000元。 其实，便是在大规模扩招以后，每年毕业的大学生绝对数量看似很高，在2008年会达到559万人(《中国青年报》)，与之对应，却是庞大到可能超过13亿的人口基数，实际比例并不高，偌大一个中国，怎么就不能为这500多万大学毕业生提供合适劳动岗位了呢？ 这当然与产业结构不合理有关。与大学生就业越来越难相对应的是民工荒越来越严重，一方面，固然是人口红利即将耗尽所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的低端制造产业过于发达，导致以中国庞大的劳动力供应量还不能满足其需要。与低端制造产业过于发达相对应的是其它产业极度不发达，尚在经济总量高速膨胀同时，区区500多万大学生还就业难即是明证。 偌大一个中国，不可能永远满足于做世界制造中心，因为低端制造产业的赢利能力太过微弱，根本不可能维持一个国家的持续发展。更何况，越是低端制造产业，不包含有多少技术含量，越是竞争激烈，随着更多国家溶入全球化之圈，纵然中国竭尽全力，也不可能长期保有绝对的世界制造中心地位。 所以，现在最需要做的，不是要鼓动这些大学毕业生安于现状、积极投身于低端制造产业，而是要强化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在尽可能延续制造产业优势同时促进其它产业、特别是知识产业的高速发展，为了给这些大学生们提供更多更好的与他们知识结构、自身素质相适应的工作岗位，更是为了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 尽管调整产业结构被各级政府喊了很多年，但实际效果却不如人意，则是因为，调整产业结构是实实在在的行为，即市场规则是否被真正确立、给了市场主体自由竞争的机会，或是被垄断力量任意切割；政府是否归位了、是否真正退回到了规则维护者的地位上并越来越好地维护了规则，或是继续兼具运动员与栽判员于一身、带头破坏市场规则；知识产权是否得到了最有效的保护，或是侵权盗版行为与产品满天飞舞等等。相关改革措施或是具体工作没能落实，调整产业结构就是一句空泛的口号。产业结构调整是经济发展至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期待着政府的有效扶持，但它不需要政府来直接领导，它最容易被不规范的政府行为破坏。 其次与巨大的地区间差异有关。报道中说，上海市应届毕业生的薪酬标准达到了3000元，这3000元的实际购买力，还不一定比得上内地一些城市的1500元。但大学生们不大可能留在这些内地城市就业，因为这些城市没有足够多的1500元的工作岗位提供给他们，企业也不大可能迁至这些人力资源及其它成本较低的地方发展。因为整个中国社会呈现高度集中结构，更多社会资源、更强悍的行政审批权力被集中配置于特定区域，导致企业只能死守于特定区域。因此造成了企业与劳动者的经营、生活成本畸高，劳动者叫苦，企业则更是“有苦说不出”，更可怕的是，造成企业发展受阻、经营困难，于是就业机会减少、就业难度加大。 其三关乎创业热情。相当部分大学毕业生，为什么不选择自主创业呢？或者首先应该问，有没有给他们，以及所有社会成员创造更好的自主创业条件。 对此，不能不遗憾地回答说，中国的创业环境太恶劣了，在经济层面上，是管理不规范，是条条框框令他们无所适从，是沉重的税赋足以压弯他们的腰。有数据显示，仅1994年至2004年间，就有770万个体户消失(《瞭望东方周刊》)。因为工商登记工作在此期间走向正规化、使得被漏登户减少，实际消失数量应远高于此。 比之更恶劣的是人格方面的公然侮辱，这种侮辱已深深渗透进制度设计中，这种侮辱，甚至体现在主流媒体的文艺节目中。在这些节目中，只有个体户们，这些最底层的自主创业者永远以被讽刺、被痛斥、被教导教育的形象出现。便是最容易愤怒的爱国青年们，何曾意识到这种无端侮辱的丑恶。现实如此，谁愿意成为最没有社会地位的、可以被公然侮辱群体中的一员呢，便是回报丰厚，也没有多少人承受得住这种侮辱的打击，何况创业环境如此恶劣，在独自承担巨大风险，在习惯了超长时间、超大强度的工作后，连正常回报也未必能获取得到。 而一个国家，无论主动或被迫丧失了公众创业热情，就失去了未来。 然后是大学生们本身的素质问题。扩招没有错，不等于说将扩招成本全部转嫁给公众是正确的，不等于说容忍教育质量大幅下滑是正确的。而教育质量大幅下滑，与其说因为扩招导致教育人才缺失，莫如说因为教育体制僵化使人不得尽其才，使得教育偏离了正确方向、偏向蝇营狗苟纸醉金迷所致。 如是，大学生就业当然难，实在是不能不难。它是一种结果，不正视形成结果的原因，不积极予以调整、改革，它还会是一个标志，是中国经济走不出发展瓶颈、就此走向持续衰落的标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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