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退回25年前：炮打乳业新国标

鼓励先进,还是保护落后?

急于比照欧盟或发达国家的标准,“中国的乳业才要垮了。”

立足国情论,得到了主持新国标制定的专家起草组组长、国家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副所长王竹天的认同。

他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蛋白质含量降低、菌落数放宽,是兼顾行业现实,保障散户奶农的利益,而体细胞未被纳入则还考虑到,一旦增设,整个行业将要增加巨额设备添置和检测成本,且监管体系也未做好准备,“步子不能走得太前”。王教授还直言,急于比照欧盟或发达国家的标准,“中国的乳业才要跨了。”支持“立足国情”论者不乏其人,比如中国奶业协会理事陈渝坦言,过去标准中的2.95％均非强制性,从没有被严格遵守过,所谓”退“,无从谈起。

而以黑龙江、辽宁、内蒙古为代表的北方奶源大省的奶协,更是立场坚决,甚至私下联合纵横,辽宁奶协秘书长卢戈川说,他们调研发现超过40％的奶户原奶质量不能稳定在2.95％之上。

从1986年的旧生乳国标颁布至今,中国奶牛的养殖水平仍在低水平徘徊,生乳质量也没有顺时改善,反而频露混乱之相。“这就是必须正视的无情的现实。”王竹天说。

甚至有支持专家认为,三聚氰胺事件之所以爆发,正是因为过去的生乳标准强调蛋白含量的要求太高了,部分散户奶农达不到要求,才不惜铤而走险。

这就是农业部门弃2.95％取2.8％的用心所在,作为强制性新国标,如果标准定高,要不增添散户奶农造假的几率,要不“万一出现企业拒收,奶农倒奶,则事关三农稳定的大局了”。

是保护奶农利益,还是保护消费者利益,成了难以取舍的选择题。

三聚氰胺风波之后,基于奶源环节暴露出的漏洞,奶牛养殖规范化和规模化的呼声日益高涨。同是上海奶协的副秘书长曹明是就曾高呼,中国乳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终结落后的生产方式———散户养殖。现在,“尊重这样的现实,究竟在鼓励先进,还是保护落后?”

四川新希望乳业的一位高层亦直言,“奶牛正常养殖,生乳完全可以达到2.95％,反之,必是养殖不科学,现在标准低了,其后果就是再不科学也可以达标,中国奶源质量何时才能真正提高?”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一位专家一言以蔽之,新国标将“食品安全问题和民生问题混为一谈了”,从而可能坐失行业自新的机遇。

一锅被利益搅浑的粥

“七十多位不同领域的专家,11个部委机构的联合,难道会是摆设?”

漩涡还不止于是否立足国情这般简单,企业也被认为是推手之一。

新国标正式颁布前,曾经历了公开征集意见阶段。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一份征求意见汇总表显示,力主生乳指标放宽的意见中不乏一些大型乳企的身影。

比如一家企业就主张降低标准,反对增设体细胞指标,而另一家则希望菌落总数放宽至1000万(这一数值是欧盟标准的100倍),理由是散户奶源需要一定时间规范和提升。“这些特大企业,一直以来奶源的覆盖面广,质量不稳定,若是标准定高,势必会影响合格奶源持续充足的供应。”一位业内人士如是分析。

实际上,新国标的制定从始至终,一直被人指责受企业干扰。最具代表性的细节是,新国标起初吸纳了蒙牛、伊利等大企业参与,这本是国标制定的惯例,但后来引发指责,最终的折中结果是,新国标有史以来第一次没了起草人和起草单位的栏目。

中国乳业一直以来还被认为存在着巴氏奶阵营和常温奶阵营的尖锐对立,通常的分析是,巴氏奶阵营,因对奶源质量要求更高,自是乐见标准提高,而常温奶阵营则相反。

一位观察家推测新国标可能存在着刻意平衡利益的影子:强制性地赋予了巴氏奶标鲜的地位,易于其被市场识别,这被视为胜利之处,而作为平衡,在生乳标准上,则适当倾向于常温奶阵营的诉求,如是则互有攻守。

这样的揣测被相关企业反驳,强调自己从头至尾,也没有动议过放宽生乳标准,所谓1000万菌落数的动议也是无中生有。

专家起草组组长王竹天,尽管也承认新国标是“各方利益协调后的产物”,但断然否认存在国标为大企业左右的情况,“七十多位不同领域的专家,11个部委机构的联合,难道会是摆设?”而作为最初生乳标准的起草单位的另一家企业则未接受采访,其参与起草工作的代表只是强调:“争论这么久,难得新国标有了共识,不要再起波澜了。”叫屈者解释,若论实际影响,放宽生乳标准,只会使奶企在奶源收购上损失对奶农的话语权,且增加低标准原料的加工成本,企业怎会自乱阵脚?

而质疑者坚定认为,降低标准,客观上特大企业是受益的,可以借此扩大收购半径,缓解原料匮乏压力,“至于增加加工环节成本的弊,远小于扩大奶源带来的利。”作为反击,在征求意见稿的回馈中,一家企业也曾指责动议增加体细胞的部分专家“存在商业目的,因为大部分在推销检测仪器”。

对于不明就里的消费者来说,这样的互相指摘、揣度越发增其安全忧虑,而未及整肃中国乳业乱相,新国标自己已陷入乱麻之中。

乳业大国不设防?

“什么都进口,我们自己究竟留下了什么?”

新国标的争议正在私下酝酿,但专家组组长王竹天强调,“国标再低,各个企业可以针对自身的需求来提高企业标准。”起草专家内部也有抱释然态度的,江苏省疾控中心研究员袁宝君就称“蛋白质含量、菌落总数并不直接威胁消费者安全,因为最终面对消费者的成品质量标准并没有降低”。

曾寿瀛很不以为然,蛋白质关乎营养,菌落总数则攸关质量,“难道非要有毒才叫威胁安全?”质疑者如顾佳升难掩遗憾,“三聚氰胺事件,表面上是一个偶发的安全事件,但背后恰是中国乳业表面繁荣、基础薄弱的必然反映。”这位唱反调的专家,一度被视为“盲目比照国外标准”的论坛专家。

看看支撑乳业大国的基础,“既进口奶牛又进口牧草,进口了黄油、奶酪、奶粉,又进口乳清粉,还在进口其他各种乳原料,以及一些从乳汁中提取出来的种种天价添加剂,我们自己究竟留下了什么?”他忧心忡忡。

没有配套的饲料基地建设,奶牛养殖模式分散却又缺乏长远规划,乳制品名目繁多而背离牛奶本质,这些问题本可以借三聚氰胺事件一并被反思,梳理,继而重新出发。

2009年的官方数据显示,中国乳业显示了强劲的反弹的势头,三聚氰胺事件对市场的负面影响已渐消弭,保卫行业的努力正收获实效。

只是,被寄予构筑质量安全之门第一步的乳业新国标,才落地,已飘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