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债扩建10年 中国首个大学城欠债20亿

城里的两条商业链

现在，在“高校云集”的大学城里，与书有关的店铺只有两家。也有公共图书馆，不过要收费。而高尔夫球场边的别墅，红火得需要预定

然而，对于这一切，大学城里的学生并不知晓。对他们来说，生活、学习，还要在这里继续——尽管这里已没有太多的学习氛围。

这里只剩下一高一低两条商业链条。

低端商业链的消费主力是大学城里的数万学子。

在那个曾经住满讨债人的堤口村，村民们在失去土地之后，把“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经验成功嫁接为靠学生吃学生——当初大学城设立时连接天津与北京的梦想早已落空，这里依然只是只有一路大巴与廊坊相连的荒郊野外，只剩下学生来光顾生意。

从这里的每一条街口望过去，各家平房院门口都立着名目各异的旅馆招贴。有几条街口还竖着两米多高的白底红字招牌：成人保健品。这里的房子每月100元到250元不等，还有便宜的日租房和按10元一小时计费的临时休息房。

堤口村和大学城一期的篮球场只有一墙之隔，学生可以自由出入村子，村民也可以自由出入大学城。

在“高校云集”的大学城里，与书有关的店铺只有两家：一家新华书店，一家餐厅兼书吧。

当然，大学城里也有公共图书馆，不过需要收费，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一学生冯扬说，里面的书也所剩无几。现在惟一的用途，就是用来上自习。

大学城里的另一条商业链则要高端许多。

在毕癉路东侧，那个号称亚洲最大的108洞高尔夫球场，A区已经一片荒芜，但B区和C区仍在照常营业，这里的球童有些就是大学城里来兼职的学生。如果想成为这里的会员，则需交纳50年近百万元的会费。

球场斜边上，是去年下半年刚刚开盘的，一个名为“旭辉·十九城邦”的联排别墅售楼处，其广告语简单明了：“大学城里的高尔夫庄园”。

售楼小姐介绍说，一期的房子早已销售一空，二期的房子需要提前预约。这里的房子均价9000元一平，是廊坊市区的一倍多。

距此不远的大学城三期，另一个楼盘——凤凰花园也正在赶工。6月16日，端午节，刺眼的阳光打在大学城的马路上，空荡荡的校园里，难觅人影，只有这里的工地依然繁忙，晒得发烫的运土车穿梭往返，扬起漫天的尘雾。

这一天，孙吉庆卖出了两双袜子，一条皮带。现年58岁的孙吉庆头发早已花白，10年前，他身家千万；而现在，他的资产近乎为零，靠卖袜子为生。

大学城产能过剩？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陈新焱 发自北京

记者观察

经过十年大跃进后，中国教育终于进入了收缩期。

月初，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高考人数今年继续减少。自2008年以来，三年共减少了100万。

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副司长姜钢解释说，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适龄人口和高中毕业生减少”。

今年高考应届生基本上是“90后”，他们正好出生于第三次生育高峰(1985年～1991年)之后，整个1990年代，出生人口一直大幅下降。

中国高校——特别是那些处于金字塔底层的三四流院校——将可能因此面临生源危机。

在此前，他们刚刚经历了一轮疯狂的扩张。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教育大体经历了市场化——取消毕业分配和实行收费制；国际化——建世界一流大学和大规模合并；产业化——疯狂扩招和建大学城三大高潮。

公元1999年，被看成是这三十年历史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从那一年起，中国开始实行史无前例的扩招政策，当年增长47.7%。此后，以近30%的速度逐年递增。

与此相伴的，是基建项目的跟进。而大学城，则成为这一现象的极端表现。据不完全统计，自廊坊大学城建成之后，仅两年时间，全国规划建设的大学城就达50多座，涉及21个省、市。

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在一次研讨会上称，从1998年到2005年，中国高校新建、改建的学生宿舍和学生食堂的面积超过了过去50年的总和。

一般来说，大学城建成后，对于建设资金的返还，主要通过以下途径：配套服务经营、后勤社会化服务、教师和学生公寓的出售与出租、校本部土地的置换、学生学费收入和住宿费收入等。

在这些收入中，学生是一切收入的来源。大学城的学生规模成为决定投资胜负的关键。

然而，学生越来越少，让这一赌注变得越来越危险。

以江苏为例，自2002年以来共开工7个大学城和高校园区，建成后可容纳60万学生。但江苏每年参加高考的仅20多万人，其中还有25%考到外省去。

如何装满大学城，成了一个问题。

事实上，生源减少的危机，已经开始显现。2009年，全国民办高校的招生人数普遍下降了一半左右。北京民办高校计划外的非学历教育招生数较去年同期锐减60%。

破产不再遥远？

在过去的十年中，扩招——贷款——再扩招，是中国教育产业化运转的有效链条，也是中国大学城遍地开花的最重要动力。

在这个过程中，大学负债，已不是新闻。民间保守估计，中国大学目前债务约为2500亿；而稍微冒进一点——如果算得上的话——则是在4000亿到5000亿元之间。

然而，面对若隐若现的危机，高校到底有多大的还账能力呢？

民进中央副主席，原苏州市分管教育的副市长朱永新2006、2007年曾连续两年向中央提交关于控制大学建新校区和重视高校债务危机的提案。他算过一笔账，高校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学杂费和国家财政拨款，其中，财政拨款基本上用于学校人员工资的支出，不可能有结余；收取的学费中，扣除那些国家明文规定了用途的部分，只能剩下54%。他说，即使这些钱全部用于还贷，恐怕也是杯水车薪。凭借高校自身的力量在规定的期限内还本付息几乎不可能，银行在向高校贷出款项之日起，这些贷款就注定会成为不良债权。

事实上，早在2003年，建设银行就对外发布了风险警示，谢绝对大学城的所有贷款。

但是，已经放出的天量贷款，正让高校的链条日益紧绷。

卖地还债开始出现。2006年浙江大学将西湖边上湖滨校区卖掉还债。而武汉理工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退休教师告诉记者，迫于还债压力，去年该校将一个可容纳4000人的老校区卖给了开发商。

由于有政府担保，民间的普遍看法是，即便出现危机，高校也不会破产。但是，如果大学的造血机——大学生源——普遍出现问题，没有人知道，危机的链条会怎样传导，会不会有人可以兜底。

事实上，“破产”已经出现。2009年8月，位于上海松江大学城里的上海经贸学院就宣布，学校不再续办，从而成为中国第一所倒闭的高校。(实习生胡嘉欣、张利安亦有贡献)

让学校归学校，企业归企业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陈中小路

记者观察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在中国出现时起，独立学院(最初为民办二级学院)就饱受争议，十年发展，几番整治，依然是非不断──卖文凭、卖土地、抢学费、玩退出……层出不穷，被教育界戏称为高校教改怪胎。

上财浙院的故事，无疑是对怪胎二字的有力注解。

合作方的两年纷争，已把独立学院定位不清、权责不明、规范的治理结构缺失等问题暴露无遗，而这确是诸多独立学院现内部状态的一个缩影。

与此同时，虽然教育部早已对独立学院作出了“五独”的要求(独立办学、独立招生、独立发放文凭、独立财务核算、独立法人)，但在现实里，这种产权并不清晰“独立”，说不清道不明──母体大学仍把独立学院当作旗下二级学院进行管理，而投资方则是把学校看作是己方投资建设的一个工厂，双方理念、诉求，往往分歧很大。

不过，这个错位未来或许能被扭正。目前正在多方征求意见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上已经提出，未来将对民办学校作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的界定，分类管理。

熊丙奇认为，假如一所学校界定为营利性学校，就应该是一个教育服务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