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拆出人命”就要撤职？

南方周末(4月8日)头版报道的标题是《“拆出人命”的地方，官员果然个个还在》。其隐含的前提无非是，“拆出人命”了，至少得有个把官员去职，才说得过去。这符合现代政治观念，也对应道德良心，属于再正常不过的愿望。可是，最近三年，全国各地发生的八起拆迁自.焚或活.埋案，“无一名地方一把手受到问责或追究”。

以“八分之八”的概率发生的事件，就只能以必然性来解释。看看业已公开的八起“拆出来的人命案”，哪一起不是在第一时间即被上级宣布为“依法”拆迁？这就不仅意味着不会有人因此去职，还可能有人会升职。报道不是恰好证明，“拆迁能手”都是上级喜欢的吗。“有恃”才能“无恐”，不然，哪能有敢于“拆出人命”的野蛮呢？

可怜人们对权力构成的逻辑，和现实社会的事实视而不见，而固执于内心的愿望，总以为“拆出了人命就至少得有人去职”。这一观念甚至可能是自.焚者们对这个世界最后的奢望。真令人忍不住悲叹：醒来吧，自.焚者！

但到底该拿“拆出人命的官员”怎么办？报道引述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先生的话说：“拆迁发生生命财产损失的情况，除了直接跟拆迁户接触的官员，更高级别官员的责任有时很难确定。比如，一个大型项目涉及的拆迁，市长、县长很难做到每家每户都主动过问，而要求官员对他毫不知情的事件承担责任，不符合法律的精神。”

我觉得这样的言论倒是很符合逻辑，一个社会一旦发展到物主的生命也不能阻挡推土机和挖掘机的地步，就会需要而且也会产生这样的“配套理论”！他试图灌输这样的观念：一、今天的中国是一个特别依法行事的国家，官员去职都要符合“法律精神”；二、我们纳税人供养的官员其权力是法律授予的，因此他们只承担“法律责任”，不负担道德和道义责任。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怀德先生也是“讲法律”的，他说，“责任确定要实事求是，关键看拆迁决策和实施中有无玩忽职守、失职渎职。”在马先生看来，“拆出人命”的“事实”，还不够“求”到“玩忽职守、失职渎职”的“是”，还要等待别的“关键”！如此这般，这世上的道理可怎么讲呢？

但我相信，这些以知识贵族名义发言的专家学者，其实心知肚明：以当今人类世界的政治文明成果，即便一位官员在法律意义上一无过失，甚至对具体的事件毫不知情，甚至只是一个暂时无法洗清的误会，按道德和义务和道义的责任，他也应该礼貌地辞职，以谢国人，更别说是治下制造的人为灾难了。所谓“不知情即无责”，我觉得，这不是最好的辩护。

北京大学教授姜明安先生比上述二位先生善良得多。他说，正在制订中的“行政强制法”应该加入这样的条款：“只要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出现相对人自杀自残，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领导人员就应当被追究责任。这一主张如果得到采纳，起码主管的县级官员将被问责。”但是，我要说，这仍然没用。“问责”不是我们的目的，而是我们的财产不被侵犯，而是强调生命的绝对意义，而是要推倒可以护送推土机去摧毁生命的任何“法律”。

然而，可悲的是，如果真正“依法拆迁”，即便依的是目前并未修改的“拆迁法”，也会“拆”出这么多的命吗？是的，有关法规可以推导出“强拆”，但是，推土机是人操作的，而“强拆”的目标是房子，并不是消灭生命。根据任何国家的法律，任何个人以执行公务的名义，消灭未经判决的生命，都是违法犯罪的！而根据“纽伦堡原则”，任何执行了这种生命灭绝命令的个人，都不得以“上峰有令”为自己辩护。所以，在任何一起“拆出人命”的案例中，都应该有人受到刑事审判，上峰也不能免责。